中山先生医学二三事
纪念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
马伯英
世界上弃医从政、弃医从文而成为著名人物者屡不鲜见。印尼的苏加诺总统、中国的鲁迅、郭沫若、姬鹏飞等等都是。而孙中山尤为佼佼者。古语有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人以及国”。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真是了不起。这几句话实际上指出的是“良相”与“良医”在人格追求、知识结构、行为准则和处事方式等等基本层面上有相当多的共性。人负大志而有大才，加上机缘际遇，就去做了良相、总统、高官闻人；而医学的训练和素质则帮助成就了他们。如无机遇，则老老实实做个良医，亦足慰平生矣。
孙中山（1866.11.12 – 1925.3.12）名文，字逸仙。他年轻时，正是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鼎盛时代。1857年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1824-1901）在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的广州新豆栏医局的基础上，开设了博济医院，1866年附设博济医校。1886年，孙中山是这所医校的学生。
1887年8月30日，何启博士为纪念亡妻而于爱丽丝纪念医院设立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是今天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何启（1859-1914），感动南海人，1872年留学英国，1879年在阿伯丁大学获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1882年又在伦敦林肯法学院毕业获律师资格。期间与贵族小姐爱丽丝结婚，并一起到香港行医，兼参政、从政。他学贯中西，选择曼松医生（Dr Patrick Manson 1844-1922）为西医书院首任院长，也足见他的眼光。孙中山同年9月从博济医校转学于此，多少与他对何启博士及曼松医生的崇敬有关。
在广州博济医校，虽然是美国人办学，却是保留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收受男女学生合班上课，但是男生女生之间要用布幔隔开。妇产科临床实习，只许外国男学生进入，中国学生连观看都不许可。孙中山对这些不合理、不公正的规定提出反对。他向校长建言：风气既开，男女学生同校同班，何必再隔帐幔？学生毕业，治病救人，遇有产科病人，中国医生也得治疗，这是医学为病人服务的准则，中国医学生岂可不被允许实习？校长从善如流，撤销了那些不合理规定。
香港西医书院院长曼松博士，后世誉其为“热带病学之父”。他是苏格兰人， 于阿伯丁大学学医并于1866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到台湾，1871年到厦门，1883年到香港，1887年11月曾应召到天津替李鸿章治疗舌下囊肿。这可能是后来李鸿章成为香港西医书院名誉赞助人原因之一。李鸿章曾在信中称赞此校“将知识从黑暗转为光明。”孙中山必定知道此事，他后来上书李鸿章，渊源有自。曼松在厦门期间，发现了象皮肿的病原体马来血丝虫；继而又发现丝虫病的传播途径是蚊子，是世界上第一次揭示出吸血昆虫在传染疾病中起的重要作用。而后又推论疟疾也是疟原虫借吸血的蚊子完成传播过程，这就是著名的“蚊---疟学说”。1889年回伦敦做顾问医生，1897-1912年出任殖民事务办公室医学顾问。1897年出版名著《热带病》，并且是1899年成立的伦敦热带病专科学院基金会的原创提议人。1914年退休到爱尔兰度过晚年。他在香港西医书院任院长期间，将严谨的科学精神，医学研究的风气带人了医学教学之中。这些无疑对孙中山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香港西医书院仿英国学制，医学5年。教务长康德黎医生(Dr James Cantlie 1851-1926) 对孙逸仙这个学生分外器重。康德黎也是苏格兰人，1871年毕业于阿伯丁大学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到伦敦Charing Cross Medical School 继续学习，成为解剖演示者、家庭医生、家庭外科医生直至外科注册官员。1875年成为皇家外科学院院士。1878起，他参与著作急救手册，成为急救医学的先驱者。1887年到香港合作建立西医书院任职教务长。在香港他做了大量有关麻风病和热带病的调查研究，1894年遭遇鼠疫爆发。1896年因身体原因，他不得不回到伦敦。1898年康德黎创办热带病医学学刊，1899年创立伦敦热带病专科学院，任院长。他也是1907年皇家热带病与卫生学会的创建人。在1892年香港西医书院首届毕业生毕业，其中有孙逸仙，而且是统考12门功课中10门获得荣誉成绩的两名毕业生之一；综合成绩又以孙逸仙最佳。但孙中山并没有对自己医学学业做特别评价，倒是说：“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
他毕业时，康德黎推荐他去天津李鸿章开办的陆军医学堂任教。李鸿章同意并可授五品军衔，暂给月俸50元。但是在广州总督府因手续繁琐而作罢。于是想自开药房。但康德黎劝阻了他。康德黎认为，孙逸仙不应该拿自己名字去开药房，因为医生地位在英国很高，孙又是香港西医书院首届毕业最优秀的学生，而开药房等同做生意，有失体面。孙于是改变决定，9月应澳门镜湖医院之邀而去澳门行医。此院乃华侨所办的中医医院，孙中山建议兼用西医，于是成了一所中西医合作的医院。也许那时与中医有所结识。据说他后来有一张“四物汤”药方，但不是中医经典的那个当归、地黄、芍药、川芎的活血化瘀四物汤方，而是他自创的素食食疗方：黄花菜、木耳、豆腐、豆芽。细品起来，此方于保健食疗，至今可用。
在镜湖医院为时不久，12月18日，孙逸仙在澳门大街红慈堂附近开了“中西药局”，自己单独行医。孙擅外科和治疗肺部疾病。间中还邀请康德黎莅临指导。他们曾切除胆囊一颗鸡蛋大结石，这在当时已经轰动一时，做了了不起的大手术。好景不长，孙逸仙托葡萄牙籍朋友申请行医执照，却被当局拒绝。于是孙只好移居广州，开了一个“广州药局”。不到三个月，孙的医名鹊起，纷纷前来求医，还有人称他为“活菩萨”。这使他的友人陈少白惊叹不已。孙中山后来也说：“我此前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只万余元。”但有一天，孙突然失踪。职员十分着急，只好急告陈少白来广州维持。16天后，孙逸仙出现：原来他去了家乡翠亨村，躲起来专心起草《上李鸿章书》去了。孙逸仙在澳在广，其实一边行医，一边广交朋友，革变社会的念头不断在胸中涌动。他那时还是寄望洋务派的头领李鸿章，曾经有过被推荐录用的经历，或可借这封满腔热血的陈情信，能够一伸“鸿鹄之志”。不料李鸿章根本不屑一顾，只说了句：“等打完仗再说吧。”从此渺无音信。
孙中山开始全身心投入他的革命事业。与医学事业关系渐行渐远。流亡海外期间1896年4月在檀香山路遇马车上正在该地旅游的康德黎夫妇。康德黎还是劝他回归钻研医术，以为必可在医学研究中展其长才。但孙中山婉言谢绝，并告之他的大志是拯民于水火之中，并且不久将到英国。
到英国以后，他首先拜见恩师康德黎，以后往返频繁。并拜见曼松校长。他的行踪被清政府使馆派员跟踪，最后关进了使馆地下室。笔者有幸去看过这个地下室，现在已经列为国家文物，不那么容易去参观了。正是康德黎医生连同曼松医生设法营救了孙逸仙。重新获得自由以后，孙中山写了一本书：《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 being the story of my capture by, detention at, and release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 LONDON）。此书得康德黎的资助而出版。现在这个故事大家都已耳熟能详。孙中山逗留到1897年7月1日才离英赴日本横滨。
此后记及孙中山与医学相关的史料不多。但有一点，虽然他是学西医出身，却并不蔑视中医，不存芥蒂之心。在澳门如此，后来章太炎先生因其严重失眠而为之处方礞石滚痰丸，他也欣然接受，而且得愈。1916年到浙江，胡汉民患痢疾，杭州名中医裘吉生为之处方，旋愈。孙中山慨然题字“救民疾苦”。可见他对中医的尊重和赞赏。当他患了肝癌，西医缩手，中医无力抗狂澜，最后他死于非命，这是很无可奈何的。
时在1925年2月18日，在医院所行放射治疗之后，德国和日本医生都感到无能为力了。于是出院住进铁狮子胡同，延请中医师治疗。经人推荐，有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等三位中医师诊治。其中陆仲安（1882-1949）中医师更是名重京华。他是北京人，精于内科，为人为医有魄力。先后开业于北京、上海，治效超人，声名闻于上流。胡适患病，服其药而愈，虽一生力主西学，反对旧学，也于中医医术莫敢置一词。孙中山挚友张静江也曾因病得治于陆仲安而愈。正是张静江推荐陆仲安为孙中山治疗。当时孙中山已经被折腾得全身衰弱已极，阴阳两虚证而阴虚尤甚。陆仲安开出处方是：石斛三钱 人参三钱 萸肉三钱 寸冬四钱 生地四钱 沙苑子三钱 沙参三钱 甘草二钱。很明显，这是张补阴增液，挽回元气为首务的一张方子。只有元气来复，方能部署攻坚治癌之法。服药两剂，情况果然有所好转。这使当时外籍西医也于承认并感惊奇。然而，中医治疗仅仅一周。2月26日被中止。西医予以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到3月12日中山先生辞世。
在当时条件下------事实上，即便是今天，肝癌作为癌症之王，医学也还是束手无策的。中医的治疗，意在改善病人生命质量，减轻症状。是通过病人机体自身来调摄治疗。西医则以为症状改善，又可以强攻。殊不知如此一来，只会令病人速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过：“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正是一点都不错。在疾病面前，中西医合作共同设法救治病人，乃是最佳选择。中山先生通西医而不排斥中医，别人或他自己有病，均能一视同仁。虽不能说中西医结合滥觞于此，也庶几近乎哉！
医病、医人、医国，乃中医理念不同之层次与境界的哲学方法论。其核心是一个 “仁” 字：“仁者爱人”；“医为仁术”。我中华五千年文明直至近代，名医治国似是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之途，道出了许多深刻哲理：在洋为中用之时，切不可舍弃古为今用。治人治国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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