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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18

【时事论坛】收回钓鱼岛,此其时也 —— 马伯英 文


收回钓鱼岛,此其时也

马伯英
(2012/9/15)

一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告诉我们对付敌人的上策。现在日本政府正给我们一个解决钓鱼岛的上好机会:政府与民间私相买卖中国的岛屿而据为己有。
中日之间为钓鱼岛所有权而进行的争论已久,但日本却说“不存在争议”。承认他们的交易合法,等于认可他们的主权要求。钓鱼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直到1971年美国私相授受把管治权交给日本。日本“羊脚蹄试汤,得寸进尺”,宣称主权也属于它。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一个小岛,更是为了侵占几百万平方英里海洋及其海底资源。因为按照国际大陆架法,日本西面不远有一条世界最深海沟,日本的大陆架止于这条海沟,它的主权范围限于此。它不适用200海里经济专属区法分界。中国的大陆架也是止于这条海沟,包括钓鱼岛海域。但是,远离日本国土的钓鱼岛一旦被日本占有,钓鱼岛是在海沟西侧,日本就有大陆架延伸之利。于是日本藉此要求与中国以中间线划界,一下子扩大疆域许多倍,意欲侵占中国这一大片海域。所以明明是中国专属经济区的东海春晓油田,日本非要分一半去。
再者,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如果被否定,就等于是否定了日本战败的事实,因为当年《波茨坦公告》是宣布日本投降的国际法律文件,规定了日本必须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窃占的琉球和钓鱼岛一并归还。但是因为抗战胜利,美国占领日本,于是归还前暂时交美国托管。而美国于1971年将之转给日本托管,日本趁机据为己有。美国当时并没有将主权转给日本。日本一直想方设法要把主权勒入。由此可见,如果现在以政府购买钓鱼岛的形式,将钓鱼岛进一步法定为日本国有财产,那么《波茨坦公告》就是一张废纸;而日本投降的事实也就被否定。日本一直不承认他们被中国战败,他们认为是败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不肯就侵略中国历史向中国道歉,其背后的利益因素在此。

二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努力试图按照邓小平先生所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权在我”的方针办。目的是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中国经济和平发展机遇。然而,在那些意图侵吞我神圣领土的侵占者的脑子里,“搁置争议”成了“没有争议”;“共同开发”成了“弃中开发”;“主权在我”成了“主权非华”。邓小平的好意、善意,“与邻为善”“以邻为友”变成了他们眼中中国的“软弱可欺”。从钓鱼岛到南海诸岛,纷纷攘攘,挑衅无日无之,并且愈演愈烈。中国人真的那么好欺吗?
回答是:“非也。”我想起当年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就美中关系答记者问。他说:“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在我看来,现在是“时机已到”。中国政府现在正瞅准时机,在按部就班行动。步步为营,不慌不忙地做着谋定而后动的事。大致在做和将做的应该是以下这些:
第一步:静候机会。想不到这个机会是石原慎太郎送来的。他身为地方政府高官,一直充当反华急先锋。这次忽然心生一计,想火中取栗,找了一个什么栗原家族,说要从他们家族手中将钓鱼岛买过来,成为地方政府资产,然后他可以为所欲为。其中有他私心计算,因为他儿子石原伸晃今年有可能当上自民党总裁,下一步要做首相。石原慎太郎以挑起钓鱼岛纠纷,组成第三党,借力支持儿子选首相。除此之外,其背后可能还有一个目的:逼迫中央政府购买而实现“国有化”。野田佳彦的如意算盘则是借力发力:心想地方政府拥有,不如国有,可以一石二鸟,一方面压制一下石原慎太郎,一方面把钓鱼岛买为国有,就更加可以“名正言顺”将中国领土占为己有了。9月12日他们完成了交易合同签署。自以为得计,可惜棋错一着,没有料到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寸土不让,正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反击机会。
第二步:宣示立场。中国四常委出来表态,此为前所未有,一改殆风。舆论上先占先机。这一着,大出日本人意外:中国人原来不是那么软弱好欺的!赶快派特使补洞,但已经来不及了。日本政府骑虎难下,中国的态度:不取消购买钓鱼岛合同,绝不后退。
第三步:公布法理。发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钓鱼岛区域纳入中央气象台国内预报范围;向联合国报备钓鱼岛地区海图、法理和历史证据,已经由秘书长接受; 野田佳彦扬言要在联合国大会宣扬日本的霸占钓鱼岛“有理”。中国的因应必定是派遣重量级人物予以严厉驳斥并申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依据,让国际社会明白事情由来和中国立场。法理依据明晰以后,下一步按法理采取行动,就是师出有名了。中国政府还应该在联合国大会提出解决琉球群岛(冲绳)问题。因为1945年日本投降签订的《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日本只拥有本土四岛,而琉球应当独立建国、钓鱼岛应该归还中国。1971年美国将之交付日本托管是私相授受,不合法。日本进而窃为己有,更是完全非法。这个问题解决,钓鱼岛可以顺利回归中国;而容忍日本正式占有,就改变了战后格局,否定了日本为战败国的历史结论,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第四步:海监船已经分批出动;9月16号中午开始休渔期结束,福建、台湾、浙江沿海渔民万船齐发,名正言顺进入钓鱼岛海域,看看谁敢来动?到那时,就等着日本方面开第一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走着瞧吧!
第五步:到下一个休渔期,军方可以宣布钓鱼岛诸岛本身和所属海域为靶场。那里无人居住,非中国人进入,犯了靶场规则,那只能说“咎由自取”了。
第六步:经济制裁。
以上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目前事态恢复到“承认争议、搁置争议”,钓鱼岛不再有冲突是首要目标。但有没有发展成战争可能?端看“用兵之道,存乎一心”了。其中美国的魔影始终在钓鱼岛上空徘徊。中国必会妥善应对。

三

近来钓鱼岛情势急剧恶化,背后的因素是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部署结果。它在南海、钓鱼岛地区怂恿周边国家闹事,是一个典型的“麻烦制造者”,目的让中国疲于应付,削弱竞争力。菲律宾、越南、日本等国看到有美国在背后撑腰,就嚣张起来。美国明确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地区,是明目张胆的军事威胁。
但是,第一,真正打起来,美国未必高兴。美国采取的是模糊策略,骚扰可以,打起来对它不利。第二,打仗如果限于局部,日本赢了,等于对《波茨坦公告》历史结论的否定,是打美国的耳光;而实际上局部战争打起来,日本必输,中国胜利,美国更不高兴,其后果中国不但完全收回钓鱼岛,而且南海问题也一并迎刃而解,美国制造麻烦,重返亚太的战略部署大打折扣。第三,如果大打,就有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美国还没有准备好。美国一定记得:凡是与中国面对面干的几次战争,例如韩战、越战,美国都是输家。美国已经输不起了,想做Number One永远不可能了。战争造成历史时代交替,二战英国世界第一地位让给了美国,风水轮流转,美国该让位了。
问题是中国需要再多10年的和平发展。中国并不愿打,将前此经济发展的成果付之东流。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仍是上佳方案。
世界各地中华儿女纷纷走上街头,到日本使领馆抗议,是实施上佳方案不可或缺的巨大力量。在保钓行动中是有历史和现实价值的。历史上,1970年美国放出风来,要将钓鱼岛归于日本。听到消息,美国华人华侨首先上街游行抗议。1971年美国改变主意,转为将钓鱼岛交给日本托管。当其时也,世界各地华人华侨风起云涌上街抗议。这在铸下“有争议”这一点上,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历史记录。中国内地那时搞文化大革命,底下百姓也没有国外信息,所以没有能参与保钓行动,是为遗憾。现在中国人有了言论自由、上街游行自由,所以这些天中国几十个城市都爆发了示威游行。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撼。对美日都是有威摄力的。他们不是很重视民意吗?这次是中国人自发的、充分的民意表达。
我们应该看到,绝大部分群众是理性的,有理有节。少数出现打、砸、烧事件,遭到舆论谴责。原因很复杂,其中之一是中国人还没有很多示威游行经验,不太懂法律规定,或者知法违法,现在正好是受教育的过程,上了法理一课。一些清高人士,说是不凑热闹,也是他们自由。群众运动,就是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只要有一份爱国之心,保钓之情,就可以了。
 中国人受欺负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钓鱼岛属于中国。钓鱼岛回到中国怀抱的时间不远了!中国必胜!


                                      2012/9/18 晨完稿

20120220

【学会论坛】中医师头衔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医师头衔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FTCM 主席 马伯英 教授

龙年伊始,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英国卫生部准备取消中医师的头衔保护,然后让中医师作为草药师进入HPC注册。究竟卫生部是不是这样决定了,我们还没有得到官方文件的证实。但此若为真,兹事体大,无疑是对英国中医的当头一棒,后果将十分严重。

孔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医在中国,当然名正言顺;但是在英国和西方许多国家,是不被承认的“另类医学”,所以处处掣肘、事事不顺。2000年底英国上议院特设科技委员会蓝皮书将中医列入3a组,认为是“没有科学证据、与某种宗教和哲学相联系的治疗方式”,将不能给予教学许可,也不能予以研究等方面的财政支持。这是“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的典型例子,教训痛苦。

中医师头衔的保护,是中医师正当定位和行医地位的肯定。这是从2001年开始,我们向卫生部游说和抗争所得到的结果。记忆犹新,2005年春节那天(2月9日)卫生部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向我们宣布了卫生大臣“最新决定”:同意中医师与针灸师、草药师并列进入立法注册。当时我们曾经情不自禁为之欢呼。我回家就写了首诗,诗中道:“五年奋争不寻常,箇中苦涩自心尝;雄鸡一唱天下白,喜极而泣报君赏。”有人笑话我为这一点点事情喜极而泣。他们是不明白这件事对海外中医有多么重要,不明白我们奋斗得来的果实是多么不易。

中医师进入立法注册,中医师头衔得到保护,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有了此一定位和地位,中医师在英国的医疗行为,就将按照中医学和中医行业的本身特点和内在规律进行管理。如果不符合中医特点和内在规律,我们可以提出批评、建议甚至抗议。反之,政府部门或者其它机构、个人,按照英国草药师的特点和规则来管理中医药,管理中医师行医,中医界将失去话语权。他们爱怎么管就怎么管,我们无法置一词自辩。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的争辩中,我打了个比方:以草药师注册管理中医,就好比骑自行车的管理开汽车的,要么汽车开得像骑车那么慢,要么汽车开到自行车道上,非出事故不可。行医首要是保护病人安全,注册管理只有按照中医行业的特点进行管理才能达到最佳水平。

注册管理尤其不应该阻滞该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中医中药与普通草药不同,简单地说,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于临床的草药。普通草药是完全经验性的,缺乏固有理论,疗效也没有中药那么好;副作用的可能性要比处方中药多。中医理论要求中药按“君臣佐使”形成处方,以汤药或成药等方式给药,所以发挥的作用大,一些草药的副作用会在处方和调配过程中得到消减。这是普通草药和草药处方无法比拟的。如果中医师以草药师身份注册,那么中药的这些特点、长处就完全被忽略不计了。然后管理者从草药的角度管中药,就会搞得中药寸步难行。临床上可能给予种种限制;研究上不按中药的特殊性考虑,很容易被否定,认为“毫无用处”。目前世界上对中药和中药复方为什么有效的研究进行了很多,但能够找到药效机理的却很少。其基本原因,就是拿中药作单味草药一样进行研究,所以不见成效。复方研究又找不到合适方法,入不了门。所以,中医师头衔得不到保护,中药也就不能得到保护,研究当然不可能按照中药的特点进行。而这样的研究出现否定性的结论会处处皆是。最后,中药被否定,中医也就会被否定。

这样的危险后果,我们如果事先不加以防范,所带来的损失、所给予中医的打击,将是无法弥补的。这就是中医师头衔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医学要免于灭顶之灾,就应该奋起抗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勿可谓言之不预也。


2012/2/19 于伦敦

20111007

【伯英文集】屠呦呦得奖,是中医药的光荣,是中医药研究人员的光荣,是中医界同仁学习的榜样。


马伯英
 
  她的得奖感言,是她作为真正科学家、学者的谦逊。讲的也是事实,在那个时代(1970年代)中国的科研都是集体攻关。也因此,在青蒿素得到WHO(世界卫生组织)认可及文革结束之后,国内就开始了谁是发明人的争论。因为屠呦呦提炼出最初的青蒿素结构以后,其结构的改变以求更高疗效等等,确实有很多其他人的功劳。这次获奖,争论更趋于激烈。过去关于人造胰岛素的成功,是中科院上海研究所所长王应睐为首做的。但当时冠名是研究所集体。送评诺贝尔奖,就发生了问题。诺贝尔奖不是发给集体的。现在哲人已辞,这个奖是不发给死人的。中国已经失之交臂一次。大家都知道拉斯克医学奖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如果这次又起争执风波,中国人的诺贝尔奖在明后年不长的时间段,必将再次擦肩而过。
 
  据多年前我从同学郑金生教授(中药和中药史专家)处知,在青蒿素研究第一阶段,使用传统煎煮中药的方法煎煮青蒿,结果没有能找到有效结构。研究陷入僵局。其它传统抗疟中药如常山、柴胡等等也是如此。屠呦呦查阅古代文献,发现葛洪《肘后方》中这样记载:“青蒿一握,绞取汁......”(大意)顿时恍然大悟。于是她改用新鲜青蒿以醚提法萃取。这才有了青蒿素初体。
 
  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
  1.  葛洪了不起,古籍了不起。学中医不通古籍不行;
  2.  屠呦呦了不起,在遇到困难时没有放弃,她最终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3.  谁启开大门,谁就是功勋获得者。拉斯克医学奖没有给错人。
 

20110913

【伯英文集】中山先生医学二三事


中山先生医学二三事

纪念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

马伯英

  世界上弃医从政、弃医从文而成为著名人物者屡不鲜见。印尼的苏加诺总统、中国的鲁迅、郭沫若、姬鹏飞等等都是。而孙中山尤为佼佼者。古语有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人以及国”。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真是了不起。这几句话实际上指出的是“良相”与“良医”在人格追求、知识结构、行为准则和处事方式等等基本层面上有相当多的共性。人负大志而有大才,加上机缘际遇,就去做了良相、总统、高官闻人;而医学的训练和素质则帮助成就了他们。如无机遇,则老老实实做个良医,亦足慰平生矣。

  孙中山(1866.11.12 – 1925.3.12)名文,字逸仙。他年轻时,正是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鼎盛时代。1857年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1824-1901)在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的广州新豆栏医局的基础上,开设了博济医院,1866年附设博济医校。1886年,孙中山是这所医校的学生。

  1887年8月30日,何启博士为纪念亡妻而于爱丽丝纪念医院设立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是今天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何启(1859-1914),感动南海人,1872年留学英国,1879年在阿伯丁大学获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1882年又在伦敦林肯法学院毕业获律师资格。期间与贵族小姐爱丽丝结婚,并一起到香港行医,兼参政、从政。他学贯中西,选择曼松医生(Dr Patrick Manson 1844-1922)为西医书院首任院长,也足见他的眼光。孙中山同年9月从博济医校转学于此,多少与他对何启博士及曼松医生的崇敬有关。

  在广州博济医校,虽然是美国人办学,却是保留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收受男女学生合班上课,但是男生女生之间要用布幔隔开。妇产科临床实习,只许外国男学生进入,中国学生连观看都不许可。孙中山对这些不合理、不公正的规定提出反对。他向校长建言:风气既开,男女学生同校同班,何必再隔帐幔?学生毕业,治病救人,遇有产科病人,中国医生也得治疗,这是医学为病人服务的准则,中国医学生岂可不被允许实习?校长从善如流,撤销了那些不合理规定。

  香港西医书院院长曼松博士,后世誉其为“热带病学之父”。他是苏格兰人, 于阿伯丁大学学医并于1866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到台湾,1871年到厦门,1883年到香港,1887年11月曾应召到天津替李鸿章治疗舌下囊肿。这可能是后来李鸿章成为香港西医书院名誉赞助人原因之一。李鸿章曾在信中称赞此校“将知识从黑暗转为光明。”孙中山必定知道此事,他后来上书李鸿章,渊源有自。曼松在厦门期间,发现了象皮肿的病原体马来血丝虫;继而又发现丝虫病的传播途径是蚊子,是世界上第一次揭示出吸血昆虫在传染疾病中起的重要作用。而后又推论疟疾也是疟原虫借吸血的蚊子完成传播过程,这就是著名的“蚊---疟学说”。1889年回伦敦做顾问医生,1897-1912年出任殖民事务办公室医学顾问。1897年出版名著《热带病》,并且是1899年成立的伦敦热带病专科学院基金会的原创提议人。1914年退休到爱尔兰度过晚年。他在香港西医书院任院长期间,将严谨的科学精神,医学研究的风气带人了医学教学之中。这些无疑对孙中山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香港西医书院仿英国学制,医学5年。教务长康德黎医生(Dr James Cantlie 1851-1926) 对孙逸仙这个学生分外器重。康德黎也是苏格兰人,1871年毕业于阿伯丁大学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到伦敦Charing Cross Medical School 继续学习,成为解剖演示者、家庭医生、家庭外科医生直至外科注册官员。1875年成为皇家外科学院院士。1878起,他参与著作急救手册,成为急救医学的先驱者。1887年到香港合作建立西医书院任职教务长。在香港他做了大量有关麻风病和热带病的调查研究,1894年遭遇鼠疫爆发。1896年因身体原因,他不得不回到伦敦。1898年康德黎创办热带病医学学刊,1899年创立伦敦热带病专科学院,任院长。他也是1907年皇家热带病与卫生学会的创建人。在1892年香港西医书院首届毕业生毕业,其中有孙逸仙,而且是统考12门功课中10门获得荣誉成绩的两名毕业生之一;综合成绩又以孙逸仙最佳。但孙中山并没有对自己医学学业做特别评价,倒是说:“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

  他毕业时,康德黎推荐他去天津李鸿章开办的陆军医学堂任教。李鸿章同意并可授五品军衔,暂给月俸50元。但是在广州总督府因手续繁琐而作罢。于是想自开药房。但康德黎劝阻了他。康德黎认为,孙逸仙不应该拿自己名字去开药房,因为医生地位在英国很高,孙又是香港西医书院首届毕业最优秀的学生,而开药房等同做生意,有失体面。孙于是改变决定,9月应澳门镜湖医院之邀而去澳门行医。此院乃华侨所办的中医医院,孙中山建议兼用西医,于是成了一所中西医合作的医院。也许那时与中医有所结识。据说他后来有一张“四物汤”药方,但不是中医经典的那个当归、地黄、芍药、川芎的活血化瘀四物汤方,而是他自创的素食食疗方:黄花菜、木耳、豆腐、豆芽。细品起来,此方于保健食疗,至今可用。

  在镜湖医院为时不久,12月18日,孙逸仙在澳门大街红慈堂附近开了“中西药局”,自己单独行医。孙擅外科和治疗肺部疾病。间中还邀请康德黎莅临指导。他们曾切除胆囊一颗鸡蛋大结石,这在当时已经轰动一时,做了了不起的大手术。好景不长,孙逸仙托葡萄牙籍朋友申请行医执照,却被当局拒绝。于是孙只好移居广州,开了一个“广州药局”。不到三个月,孙的医名鹊起,纷纷前来求医,还有人称他为“活菩萨”。这使他的友人陈少白惊叹不已。孙中山后来也说:“我此前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只万余元。”但有一天,孙突然失踪。职员十分着急,只好急告陈少白来广州维持。16天后,孙逸仙出现:原来他去了家乡翠亨村,躲起来专心起草《上李鸿章书》去了。孙逸仙在澳在广,其实一边行医,一边广交朋友,革变社会的念头不断在胸中涌动。他那时还是寄望洋务派的头领李鸿章,曾经有过被推荐录用的经历,或可借这封满腔热血的陈情信,能够一伸“鸿鹄之志”。不料李鸿章根本不屑一顾,只说了句:“等打完仗再说吧。”从此渺无音信。

  孙中山开始全身心投入他的革命事业。与医学事业关系渐行渐远。流亡海外期间1896年4月在檀香山路遇马车上正在该地旅游的康德黎夫妇。康德黎还是劝他回归钻研医术,以为必可在医学研究中展其长才。但孙中山婉言谢绝,并告之他的大志是拯民于水火之中,并且不久将到英国。

  到英国以后,他首先拜见恩师康德黎,以后往返频繁。并拜见曼松校长。他的行踪被清政府使馆派员跟踪,最后关进了使馆地下室。笔者有幸去看过这个地下室,现在已经列为国家文物,不那么容易去参观了。正是康德黎医生连同曼松医生设法营救了孙逸仙。重新获得自由以后,孙中山写了一本书:《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 being the story of my capture by, detention at, and release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 LONDON)。此书得康德黎的资助而出版。现在这个故事大家都已耳熟能详。孙中山逗留到1897年7月1日才离英赴日本横滨。                      

  此后记及孙中山与医学相关的史料不多。但有一点,虽然他是学西医出身,却并不蔑视中医,不存芥蒂之心。在澳门如此,后来章太炎先生因其严重失眠而为之处方礞石滚痰丸,他也欣然接受,而且得愈。1916年到浙江,胡汉民患痢疾,杭州名中医裘吉生为之处方,旋愈。孙中山慨然题字“救民疾苦”。可见他对中医的尊重和赞赏。当他患了肝癌,西医缩手,中医无力抗狂澜,最后他死于非命,这是很无可奈何的。

  时在1925年2月18日,在医院所行放射治疗之后,德国和日本医生都感到无能为力了。于是出院住进铁狮子胡同,延请中医师治疗。经人推荐,有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等三位中医师诊治。其中陆仲安(1882-1949)中医师更是名重京华。他是北京人,精于内科,为人为医有魄力。先后开业于北京、上海,治效超人,声名闻于上流。胡适患病,服其药而愈,虽一生力主西学,反对旧学,也于中医医术莫敢置一词。孙中山挚友张静江也曾因病得治于陆仲安而愈。正是张静江推荐陆仲安为孙中山治疗。当时孙中山已经被折腾得全身衰弱已极,阴阳两虚证而阴虚尤甚。陆仲安开出处方是:石斛三钱  人参三钱  萸肉三钱  寸冬四钱  生地四钱  沙苑子三钱  沙参三钱  甘草二钱。很明显,这是张补阴增液,挽回元气为首务的一张方子。只有元气来复,方能部署攻坚治癌之法。服药两剂,情况果然有所好转。这使当时外籍西医也于承认并感惊奇。然而,中医治疗仅仅一周。2月26日被中止。西医予以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到3月12日中山先生辞世。

  在当时条件下------事实上,即便是今天,肝癌作为癌症之王,医学也还是束手无策的。中医的治疗,意在改善病人生命质量,减轻症状。是通过病人机体自身来调摄治疗。西医则以为症状改善,又可以强攻。殊不知如此一来,只会令病人速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过:“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正是一点都不错。在疾病面前,中西医合作共同设法救治病人,乃是最佳选择。中山先生通西医而不排斥中医,别人或他自己有病,均能一视同仁。虽不能说中西医结合滥觞于此,也庶几近乎哉!

  医病、医人、医国,乃中医理念不同之层次与境界的哲学方法论。其核心是一个 “仁” 字:“仁者爱人”;“医为仁术”。我中华五千年文明直至近代,名医治国似是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之途,道出了许多深刻哲理:在洋为中用之时,切不可舍弃古为今用。治人治国皆此。

2011. 8. 31.


20110817

【名醫著作】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2010版 簡介

馬伯英 ·《中國醫學文化史》2010版 簡介


《中國醫學文化史》馬伯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1月


內容:

這次《中國醫學文化史》改版重梓,將筆者所著《中國醫學文化史》和《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收入其中,全書以《中國醫學文化史》總其名。此次合版,就將原文化史中之“佛教與中醫”,“景教、伊斯蘭教等對中醫文化的影響”及“醫學的跨文化傳通”三章移並本版第二卷。本版第一卷中則增加了“中國歷史上的天花治療和人痘預防接種術”、“中醫文化的主流發展”、“中醫生命之根和未來前途”三章。第二卷中則增寫了中國人痘術傳到歐美的歷史、近些年西方針灸熱、中醫熱的掀起、中西醫文化比較、醫學跨文化傳通的某些規律等等內容。這些增寫章節包含了我近年在英國做中醫文化人類學研究的相關成果。

20110726

【伯英文集】 作為一種傳統文化的中醫 — 馬伯英教授談近代中醫的發展歷史及其前景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王小宁 

  編者按:近來國內有對中醫問題的討論,此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關註。把中醫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鼓勵弘揚者有之,聲稱“中醫不科學”從而主張取締中醫的亦有之。其實,對中醫問題的討論不是今天才出現的事情,在19世紀“西學東漸”的早期就有所爭論了。旅英學者、醫學文化史專家、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中國科學技術史·醫學卷》合作者、現為英國皇家醫學會院士的馬伯英教授曾著有《中國醫學文化史》,《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他對此問題有深刻的理解,本報近日通過書面的方式對他進行了專訪。

【伯英文集】 馬伯英駁中醫消亡論:中醫是優質的生態醫學

近來,國內掀起了「取消中醫藥」之論,據說網上籤名支持者已近2萬人。始作俑者振振有詞,以「廢除中醫口號已提出120年」,「中醫不科學」等為進攻武器,對中醫藥發出了剿滅令。

是可喜,還是可悲?

【伯英文集】 李約瑟如何選中了我 - 馬伯英





馬伯英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正好在醫院完成臨床實習。因為我是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學員,當時軍隊院校畢業分配比地方院校早,在1967年底就分配下去了,我到東海艦隊大別山艦當了海軍軍醫。因為水兵都很健康,有點“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做了三年就複了員。那時政策是“哪兒來哪兒去”,我是金華二中保送進的軍醫大學,就得回到金華去。到金華行署報到,又正好遇到毛主席“6.26”指示,在動員醫生下鄉,於是說我來得不是時候,不能分配到醫院工作,否則他們工作難做。我被安排去一座深山水庫工地為兩千名民工做保健醫生。後來又進一個在農村的工廠做廠醫。聽天由命吧,“文革”是不容許有個人理想的,隨遇而安。但想做一個好醫生的願望始終策勵著自己,山區是缺醫少藥,為了彌補,這時候我就自學了中醫。